台北市文林苑事件，透過媒體和網路社群的傳播和集結，從公權力強制拆屋逐民的人權醜聞、違法違憲爭議，發展成「市民不服從」（civil disobedience）的抵抗行動。看到台北市府、內政部及某些輿論不斷強調「依法」和「修法」來回應爭議，但修法並非萬靈丹，如果政府主管機關一味把成文法當做工具，對法律和人民正義觀沒有基本認知和尊重，就算未來修訂《都市更新條例》第25條之1（強制價購及徵收）、第34條（建照准核及預售屋制度）及第36條（公權力代為拆遷）等規定，公權力違法濫權執行都更的事件恐怕還會繼續上演，因此有必要釐清都更條例及人民抵抗所牽涉的三個基本法理問題：人權保障、法律效力及「市民不服從」。
人民的財產權、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是國際人權公約和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（憲法第10條、第15條），若非有正當程序、符合必要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的法律規定，任何人（包括國家）都不能侵犯和剝奪（憲法第23條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3, 476, 488, 534, 542, 558, 672號等解釋）。主管機關不須等待中央修訂法律，於法與理都應該於都更執行過程依法充分保障人民權益，必要時提出釋憲聲請，同時停止爭議案件的執行。台北市政府過去也曾就抗繳健保費、里長延選及一綱多本的法律和權限爭議聲請大法官釋憲（釋字第550, 553號解釋，大法官第1343次會議駁回決議），主管機關握有公權力，應知職權所在，公權力行使必須合法合憲。
台灣法治教育強調法律的公民知識，以及政府公權力必須「依法行政」，法律必須具備形式和實質條件才具有效力，而非指白紙黑字的法條。經立法院議決通過只是法律形式條件，立法內容還須具備實質條件才是有效的法律：符合一定的規範目的（合目的性）、使人民可預知行為後果（法安定性），以及符合基本正義觀（法律正義）。由於二戰時期納粹不法的慘痛經驗，德國法哲學家羅德布魯赫（Gustav Radbruch）基於柔性法實證主義提出判斷法律效力的底限：當制訂法的不義超出「常人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」，就是不法！這個羅德布魯赫公式影響深遠，類似主張還包括美國法理學家富勒（Lon Fuller）提出的「法律的內在道德」以及英國法理學家哈特（H. L. A. Hart）提出的「最低限度的自然法」。都更條例引發眾怒，有關多數決和強制拆遷等規定實在跟一般人民的正義感嚴重衝突，這樣條文不可能靠簡單重修帶過就能證成效力，必須通盤檢討制度設計。
都更條例處理不同利益之間的調和，法律是動態的，制訂法經過解釋和修改未必能達到理想，在法理上，即使一項法律大體上被承認為有效，並不影響人民在個案中因基本權利被嚴重侵犯剝奪，依然保有在憲政體制內和平抵抗法律的權利，「市民不服從」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來伸張、維護切身基本權利的一種抵抗權，也是現今國際人權學說及公約普遍肯認的自然權利。都更事件的權利義務當事人包括同意和參與都更計畫的原住戶、預購戶及建商等的合法權利，依法尚有請求權利救濟、補償或賠償的可能，但自始不同意被劃入都更、住家被強拆迫遷的人民也有權「不服從」，抵抗公權力假都更法律之名所行的不義。都更的一連串事件發展充分告訴我們，政府對人權和法理如果無知和違反，人民絕對不可能信服。